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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醒：“只要你自己还喜欢，去做就对了”******

　　2022文艺真心话

　　2022年的中国流行乐坛，一批“老人儿”再度走红，聚光灯外，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思：年长者如崔健、罗大佑、林子祥、叶倩文……开启了“爷青回”；年轻者如苏醒、陆虎等组成了“再就业男团”。

　　从“当红”到“翻红”，人生起伏，每一位重归聚光灯下的演员对生活与名利有了新的认识。岁月已逝，容颜已老，唯一不变的是好歌与实力。

　　曾经的“快男”，现在的“再就业男团”成员苏醒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直做就好了，先别管会不会被关注到，只要你自己还喜欢去做就对了。”

　　回头再看，这句话完美解释了2022年音乐圈里发生的这些故事，都与努力、坚持相关。当然，这也是苏醒自己的人生经验，以他的故事来为这句话做注解，再合适不过。

　　“热搜”迟到五年

　　2022年5月，苏醒和他的一首老歌《破亿》上了热搜。《破亿》是苏醒五年前发行的一首歌。

　　当时怎么想到写这样一首歌？其实创作的过程很简单，苏醒只是将自己出道这些年所经历的、所感、所想，用音乐的方式表达出来，又进行了艺术化的加工。对苏醒来说，这就是一次普通的创作，跟他创作其他歌曲的过程毫无区别，当时只是花了一个下午，或者更多的时间写出了歌词，其中不少内容是他此前看到、听到之后就记录过的。网友觉得歌词太过直白、露骨，但他却不认为歌词里提到的内容有任何负面，那就是一个客观存在。

　　歌曲出炉后，苏醒自己是有一点小得意的，觉得这首歌很有力量，但遗憾的是这首歌在当年并未掀起一片浪花。

　　苏醒当年并没有太在意，也不觉得有多遗憾，因为彼时他的音乐事业还未见起色，后来他总结：《破亿》的落寞，是因为“人糊”，而非作品差，“人糊不能怪歌，作品是无辜的”。

　　2007年，23岁的苏醒参加湖南卫视选秀节目《快乐男声》，取得西安赛区冠军、全国总决赛亚军的成绩，赛后签约天娱传媒，发专辑、演话剧、办巡演，可谓出道即巅峰，但后来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

　　“人糊”的这几年，苏醒在微博晒简历找工作，在线呼吁“谁有活儿，带带我”，网友便调侃“我是来晚了，还是你糊了？”苏醒搞笑回复自己是“糊咖”。

　　对于那段出道即巅峰的岁月，苏醒从不曾怀念，唯一怀念的是自己的青春、与青春有关的一切：比较瘦、跳得高、跑得快、体力好。

　　五年后“糊咖”苏醒当时无人问津的《破亿》引发关注，他自己也没想到。这首歌再度发表的当口，正是苏醒和几位当年的快男一起上了一档综艺节目引发关注之时。他说“就要趁着有流量的时候拿出来”，事实证明，时机真的很重要，这个决定，做对了。

　　自得其乐却从未躺平

　　《破亿》登上热搜后，苏醒又录了一条视频，先是说《破亿》热度上来后，再就业男团的其他人表示“必要时可以放弃苏醒”。然后让粉丝安心，说应该不会出现“今天是我粉苏醒的第一天，明天他就退出娱乐圈”的情况。

　　事实上，这些年苏醒从未躺平，即使处在低谷之中，也依然在认真写歌、拍摄短视频，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沉寂的时候，他在线呼吁“谁有活儿，带带我”可能并不仅仅是一句调侃，但心态上他并不着急，也不是不够上进，可能只是火候没到。

　　有时候连苏醒的经纪人都着急，觉得苏醒太过“佛系”，但苏醒永远懂得掌握自己的节奏。他说，机会没到的时候，或者火候还不够，就不用想那么多，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即使一直都没有等到机会，也没什么大不了，但如果机会来了，说明一直以来的努力没有白费，总会有人看得到。就像歌手刘畊宏，健身已经好多年，并不是谁看到、关注的时候才开始的。

　　由此苏醒得出了一个结论，希望和大家共勉：“所以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直做就好了，先别管会不会被关注到，只要你自己还喜欢去做就对了。”

　　“再就业男团”翻红

　　2019年，2007届快乐男声成员苏醒、王栎鑫、张远、陈楚生、王铮亮、陆虎参加一档节目叫《合唱吧300》，为团队取名“再就业男团”。当时几位成员确实处在就业机会没那么多或者条件没那么好的状态，来录节目有点像“再就业”，于是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2022年，“再就业男团”又携手走进综艺节目《欢迎来到蘑菇屋》，当时苏醒依然没有其他工作安排。他们自嘲为“糊咖”聚首，却意外爆火。

　　六位艺人在镜头前的重聚，勾起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几位老友互嘲逗趣的场面既搞笑又温馨，节目收视超出预期，“再就业男团”因此翻红，并且被称为“顶流”。但自称“初代流量”的苏醒并未因此沾沾自喜，这几位以苏醒为代表的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炮儿”对于“顶流”、“热搜”都看得很明白：热度持续一两个月算不错了，你能上热搜也随时能下去。

　　《破亿》的热搜事件后，王栎鑫曾仗义喊话：你下次再被封杀了我就带你一起去带货。当然这只是一句调侃、玩笑话，但即便真如王栎鑫所说“被封杀”离开演艺圈，苏醒也不担心自己会失业。苏醒自认为除了音乐，还有编剧的才能，拍短视频，做广告营销都是他在行的。“实话实说，我不担心好像我今天如果不做艺人就没饭吃了，找个班上也不是不行。”

　　但这世上只有现实，没有如果，所以从2007年到2022年，不管境遇如何，苏醒从没放弃过。还有很多人也在追梦的路上坚持着，因为他们一直相信：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直做就好了，先别管会不会被关注到，只要你自己还喜欢去做就对了。（文/记者寿鹏寰 统筹/满羿）

数字教科书：教育转型发展的必选项******

　　【世界教育之窗】

　　作者：牛楠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经济越来越呈现数字化特征，因而世界各国都把数字化作为经济发展重点，覆盖经济社会发展全领域。教育作为影响国家当下和未来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的重要因素，更是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关键领域。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也使得线上线下混合学习成为全球教育不得不采用的新形态。可以说，顺应经济数字发展要求，满足学生不受时空限制的大规模学习需求，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关乎世界各国教育生存发展的必选项。

　　数字化教材的开发与使用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撬动因素之一。数字化教材，即以数字形态存在、可装载于数字终端阅读、可动态更新内容、可及时记录交互轨迹的新型学习材料。数字教材是国家教材的新类型，既有教材的一般属性，即它是关联教与学的核心纽带，是国家教育方针的落实载体，也有信息技术产品的一般属性，即开放性、个性化、交互性等。因而，数字化教材被视为撬动课堂教学改革及教育改革的重要支点，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世界各国基于各自国情基础和需要，积极探索数字教科书的应用、推广、师资培训、使用效果和评价指标，以构建本国的数字教科书使用体系，保障数字教科书的科学有效使用。

　　政府是数字教科书的主要推动者

　　数字教科书不同于一般的数字教育资源，隶属于教科书系列，事关“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因此，世界各国多由政府直接或间接通过专项计划的形式来推广本国数字教科书的使用。

　　韩国是世界上较早推行数字教科书且已有成效的国家之一。这同韩国政府二十年来的持续推行密不可分。早在2002—2006年，韩国政府便开始探索建立数字教科书模型。2007年，韩国教育部宣布实施中长期“数字教科书商业推广计划（2007—2011）”，开始进行数字教科书试点，测试数字教科书应用于课堂教学的有效性。2011年，韩国教育部宣布“促进智慧教育的行动计划”，主要任务便是开发和应用数字教科书。2013年，韩国宣布“数字教科书开发和调整计划”，正式启用数字教科书教学，课堂上数字教科书与纸质教科书并行使用。2016年，韩国教育部公布“基于2015年修订课程方案的国家指定/授权中小学数字教科书分类（提案）”，开发易于实施、以学习者为中心、多媒体分级的数字教科书。2018年，数字教科书逐步在普通学校全面推广和应用。根据韩国教育研究信息院2021年发布的教育白皮书，从2014年到2021年，韩国全境使用数字教科书的中小学由163所增长到10755所。

　　法国政府较为重视在农村地区推行数字教科书，以提高农村地区教育质量和全国的教育公平水平。2009年，法国政府拨发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农村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即“数字农村学校项目”主要用于农村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同年，法国政府推行了一项数字教科书试点计划，向来自12个学区的69所初中的一、二年级学生提供数字教科书，包括法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该项目于2016年5月结束，累计为15000多名学生和1500多名教师提供了数字教科书。2016年，法国教育部又联合投资总署实施“创新的数字学校和农村计划”，用于支持农村地区小学的教育数字化创新发展，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学校的带宽等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法国教育部下属的教学项目、教师专业发展和数字发展办公室负责数字教科书推广相关工作，如开发在线平台、组织教师培训并提供多学科课程教育资源。

　　美国的数字教科书推广也是政府行为，但由州政府先发起，联邦政府支持肯定，再颁布全国计划。美国第一个数字教科书项目，是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于2009年提出的“免费数字教科书计划”，同年，加州法案通过允许K-12公立学区为学生提供数字教科书的规定，允许地方购买达到国家规定的幼儿园和1—8年级数字教科书，以及达到州政府标准的9—12年级数字教科书。2012年10月，时任美国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呼吁全国学校尽快采用数字教科书。随后，美国教育部与联邦通讯委员会颁布《数字教科书指导手册》，构建了数字教科书建设的系统框架，用于指导全美的数字教科书事业发展。但美国政府并未全权领导和推动数字教科书事宜，2001年成立的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是主要的执行推动者，该协会以推动全美教科书电子化为使命，并同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形成长效合作机制，发布《美国数字化教科书发展报告》，提供相关的数字教科书资源和软件，引领和支持各州的数字教科书发展。

　　数字教科书有效运行需要持续投入

　　数字教科书的数字属性，对国家信息化水平、校园和家庭信息化条件、终端设备等均提出了要求。同时，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基础设施更新换代率极高，进一步抬高了数字教科书的使用成本。面对这个客观现实，各国的应对策略不同，但均持多元路径、积极投入的态度。

　　法国在“数字教育战略”规划下，为加强学生数字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激发教学创新，在学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设备上投入了大量资金，2013—2017年便投入了约23亿欧元，为中小学师生配备高水平的数字化和网络数字设备。

　　德国2019年正式启动“中小学数字化协议”项目，计划此后五年每年投入5亿欧元用于学校信息化平台建设。2020年，德国在向欧盟提交的《国家恢复和复原力计划》申请中，明确设置了专项资金支持“教育数字化”计划，用于教师数字教育资源和数字技能的数字设备支出，以及开发德国数字教育平台。

　　韩国科技部发布《2021年数字新政行动计划》，将资助128亿韩元为“教科书试点项目”完善硬件设施，为累计270000间中小学教室安装高性能Wi-Fi，提供约80000台平板电脑。此外，为丰富数字教科书内容，韩国也在积极推进完善《促进远程教育框架法》的立法工作，并修订《教育用著作权作品指南》以扩大中小学教育用著作权作品范围。

　　数字教科书进入学校的两种路径

　　不同国家的数字教科书开发模式不同，也会影响数字教科书进入学校的方式。

　　在韩国，数字教科书是由教育部主导开发与部分授权相结合。根据课程和学习阶段，数字教科书有不同的授权和批准系统，基于“2015年修订课程方案”，小学三、四年级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科目由国家指定开发，初中一年级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科目由私人出版商开发、政府部门验收授权后投入使用。因而，在经历了国家主导开发或授权审查后的数字教科书，可以直接推行至学校。当然，这种推行并非是全面铺开，而是试点制逐步推行。2007年，在数字教科书推行的初始阶段，韩国教育部选择了小学五、六年级的部分科目，首期选了20个试点学校，后扩大到100所。至2020年，韩国教育部的报告表明，小学三、四年级、初中一年级的社会研究、科学、英语科目，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到三年级的社会研究、科学和英语，以及高中三年的英语科目，都应用了国家授权的数字教科书。换言之，除了小学低段的一、二年级，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其余年级的部分学科已经应用数字教科书。

　　在美国，各州政府会参考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提供的数字教科书采购指南，组织相关部门对出版商开发的数字教科书进行审核，通过后投入学校使用。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教学质量委员会作为州教育部门的咨询机构，负责监管数字教科书评审、建议和任命专家审查小组成员，小组成员一般包括教师、管理人员等教学评审专家，以及专门负责内容审查的专家。教学质量委员会在参考专家审查意见的基础上，为州政府提交数字教科书审查报告。与此同时，教学质量委员会还会收集整理公众对数字教科书的审阅和评论，并撰写研究报告。州政府综合这两份报告，并召开三次公开听证会，充分考虑民众意见后，发布教科书采购清单，供所在州和地区的学校参考。

　　数字教科书对学生的多元成效

　　从理论上来说，数字教科书可以通过互动性和多媒体功能，帮助学生更好掌握相关知识，也可以增强学生的信息素养，帮助他们适应数字化社会等。换言之，只有对学生发展真正起到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才是数字教科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依据。

　　韩国学者使用个案研究、访谈观察等实证研究方法来探究数字教科书对学生的影响。他们发现，在课堂上使用数字教科书的学生在学业成绩、解决问题能力方面要高于使用纸质教科书的学生，数字教科书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态度、兴趣、动机和自学能力，对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要高于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具体来说，随着学生使用数字教科书的时间和频率的增加，学生将获得多方面提升：一是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如学生能为自己制定计划，并按照计划进行，同时，设定优先级并首先做重要的事情；二是创新与创造能力显著提高，学生能运用创新思维和方法解决问题等；三是信息素养有所提升，如学生可以收集学习所需信息、用收集到的信息弥补知识空缺。此外，研究发现，教师对数字教科书使用的热情越高，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也越高，但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创造能力之间并无显著相关。

　　关于“数字教科书的使用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学习动机”这一结论，在美国和英国也得到证实。美国学者通过为处于成绩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小学一年级学生提供数字化书籍，再采用问卷调查和一对一访谈的方式，发现使用数字教科书提高了学生学习动机水平。英国学者对11—12岁的小学生进行分组实验研究发现，相较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纸质教科书的对照组，使用数字教科书学生的小组成绩和个人成绩更高，学习态度也更积极，学习动机水平更高。

　　多路径提升教师数字教科书教学能力

　　数字教科书并非传统纸质教科书的数字化，它是一种新型的教学载体，对教师的学科知识、知识跨度，信息素养、教学整合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其所习惯的传统教学方式也提出了挑战。数字教科书的推广过程，也是教师教学能力的转型过程，所谓老路走不到新目的地，因而各国纷纷采取积极策略提高教师的数字教科书教学能力。

　　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提出，各州和地区必须为教师提供专业的信息化培训课程，内容涉及资源使用培训、同伴辅导、持续的专业学习等；培训目的在于让教师有能力选择符合课程标准、支持所有学生使用的数字教科书，持续提高教师信息化素养。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水平和技能，法国采取了培训与认证两种路径并行的方式。在项目培训方面，既有专门的数字化培训项目，如法国的“教育数字领地”计划将教师培训作为关键措施之一，根据教师个体需求、背景和专业知识水平，将数字化技术作为培训主题；也有一般类的教师专业发展培训中的“信息化”专题，自愿选择该专题的教师比例从2013年的39.8%增加到2018年的50.2%。在资格认证方面，2007年，法国教育部以教育法令的形式颁布了中小学教师专业能力标准，将信息与通信能力纳入教师十大必备专业能力，只有获得国家规定的计算机与网络二级认证证书，才有机会获得教师资格证。

　　韩国多措并举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首先，制定专门的数字教科书培训计划，派遣指导顾问入校提供现场培训。其次，学校自主建设校内数字教科书学习社群，在学习社群里，教师自愿贡献优秀案例并进行经验交流，以学习共同体的方式提升数字教科书应用能力。另外，2021年，支持教师信息通信技术能力提升的在线平台ITDA交付使用，为教师提供了更丰富的数字教科书资源，更为开放的交流平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新时代五育融合实践路径与评价改革研究”）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